高务实只是“愕然”，这已经是有很大克制力的表现了，至少陈思育陈掌院见高务实只是有些“愕然”的时候，心里就是十分佩服的，因为之前他听潘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都大吃了一惊，甚至一度以为是自己耳背听错了。

修史本就是大事，而重修《大明会典》就更是大事中的大事了，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盛世修史”这句话，譬如弘治年间于大明而言堪称盛世，于是开始编纂会典，嘉靖七年和二十四年，嘉靖帝打赢了“大礼议会战”，于是重修会典，这都是“盛世修史”的表现。

而此次万历朝再次编纂会典，则是因为高拱挽回了嘉靖末年的各种颓势，无论财政、边防、吏治，都大有起色，所以才会有重修大明会典的呼声。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重修大明会典，既是为隆庆、万历二帝记功，也是为高拱记功，这在高党秉国的当下，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高务实私下估计，让自己参与此事并担任纂修官，可能也是考虑过自己的身世。

但是这不能解释潘晟这句让他负责，因为不管怎么看，他都负不起这个责。

无所谓才华不才华，真正导致他负不起这个责的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务实资历不够——而且是远远不够。

刚才潘晟已经说过，在高拱时代《大明会典》的编纂事宜排场有多大：高拱亲自挂帅总裁官；大学士马自强，礼部左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汪镗、林士章，时任吏部右侍郎、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申时行，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王锡爵担任副总裁官，可谓最高规格级别的文官中，但凡和修史能扯上一点关系的人物全部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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