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讨论”在政治上是很难办的，不是你说不容讨论大家就真的不讨论了，毕竟你高务实又不是皇帝陛下，能够言出法随让人闭嘴。不容讨论的前提只能是你掌握着绝对的优势，对方迫于无奈才不得不闭嘴。

因此，高务实一边坚持郭朴的谥号必须是“文贞”，一边极力反对此前内阁定策的对日和谈，表示此时谈和对大明弊大于利，反而给了日本丰臣秀吉政权以喘息之机。

不要以为这两件事毫无干系，事实上政治作为一门妥协的艺术，当自己手里筹码不够的时候，就要另外去找一些筹码过来。

郭朴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首辅，与高拱的关系大抵是萧规曹随中的“曹”。高拱既然获得了至高无上、凤毛麟角的“文正”，那么郭朴若不能获得仅次于文正的“文贞”，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实学派做得不够好，是否定实学派那段时间工作的意思。

而如果在高拱这位开创者之后的继任首辅郭朴秉政期间实学派就已经做得不够好了，则之后的张四维时代自然也不太可能获得较高评价，那么万一更往后的申时行时代将来被定义为一个优秀的执政期间，实学派的功劳便会被张冠李戴到申时行或者说心学派头上。

这可不奇怪，毕竟高务实后来的这些大功名义上也是在申时行秉政期间取得的，如果不能在更高层面将实学派这个“本我”和心学派这个“非我”区分开来，若干年后实学派的功劳说不定就真成了心学派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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