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就是当时的乌克兰党内，有很大一部分成员和莫斯科的权力核心不是一条心，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而维克托所反感的那种“干部民族化”问题，在当时的乌克兰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时候，抱有这种“干部民族化”心态的党内干部，与那些温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其实是没有明显界限的。

而现在呢？在经历了三十年代中后期的那一场肃反扩大化运动之后，整个乌克兰等于是被从头到脚的洗涤了一遍，富农被流放了，与莫斯科立场不一致的党内小团体被镇压了，民族主义者被枪决了，残余的“白匪”潜逃出境了，到了现在，莫斯科所任命的共和国第一书记，就是这个国家名义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同志在乌克兰的工作，没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和掣肘，至少在明面上是这样的，所以，他最近一段时间在乌克兰搞的反民族主义斗争非常顺利。

那么，作为一个穿越者，从维克托的角度来看，卡冈诺维奇同志在乌克兰所主导的这些工作，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没错，在乌克兰展开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决策永远都不会过时，维克托甚至认为，反对民族主义这项工作，应该作为乌克兰的一项基本国策，永远的固定下来，它应该体现在整个加盟共和国的各项工作，甚至是国民教育的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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