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墨家学说为国学之首，实则就是主张以墨学为治国的主要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李郃反对法治。

其实墨家也讲法治，比如墨家主张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它并不区分对象，这与法家主张的‘不分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为何法家能成为天下显学，被各国奉为至宝，而墨家却日渐式微呢？

原因就在于法家与墨家在针对国君与贵族阶级方面的态度有所区别。

法家对权贵阶级的态度，简单通俗地概括就是‘不许犯法’，但凡律法所规定的禁止，一律不许犯禁，你若犯禁那我就要拿你；但若你不犯禁，那你平日干嘛还是干嘛。

换而言之，法家的制度主要还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君主与权贵阶级的。

而墨家呢，它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还对君主以及权贵阶级有着道德上的要求与约束，比如‘兼爱’、‘尚贤’、‘非乐’，‘节葬’、‘节用’等等。

通俗点说就是，墨家希望君主与贵族阶级以身作则，且为了治下的国民能安居乐业而去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

本来君主与贵族所拥有的权利，突然间就变成了一种职责、义务，这是不是就有点不对味了？

更别说墨家还反对社会等级观念，反对‘天命’。

事实上，墨家也是有‘等级’制度的，就说墨家的领袖‘钜子’，钜子在墨者中就有着无上的权威，而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论纪律之严明，较之军队的纪律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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