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安国瑞自己也清楚，这些想像与推理欠缺确凿的证据，所以他并不真正准备打一场官司。

后来因为贫困，他将所佃土地陆续“出当”给汪老满、陈老三、傅小二等人，获“地价银”180两。

一场惊动圣听的诉讼由此引发。

因此我们结合上文所讨论的“当地”，易知这里的“地价银”当系指押金，并不意味着土地已被卖出。

但这显然激怒了安秉健，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当他风闻自己的土地被当后，立即派儿子安觐光前往查问。

安国瑞拒不承认，并斥责东家不应诬赖。

安觐光一面回骂，一面声称迨查访确实，将赴官具控，扯土另佃。

看来，尽管对承佃人的行为极端不满，但地主并不能轻易解除租佃关系，除非能找到恰当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安国瑞不但出当田土，并且还将部分土地转租他人，安秉健对此似乎并未加以反对。

容忍转租而禁止出当，或许是因为当地的押金太高，一般佃户难以偿还，容易导致地权纠纷的缘故。

安秉健后来找到了安国瑞的转招佃户阿戈，终于获悉承当人姓名及当银数目。

安国瑞听说后，认为官司已不可避免，决定先发制人，他选择了一个超逾规矩的方式——京控。

安国瑞并没有足够的盘费，他从威宁起程后，沿途算命，餐风宿露，抵京时已是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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