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通过上诉的一些叙述，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显露出一些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

这种从农耕经济中分离出的迥异于传统的变异，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趋向。

但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的抑制、阻碍下，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农耕经济结构的细小缝隙中迂回曲折地缓慢潜流、渗透，未能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

所以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飞跃相比，在处于农耕经济顶峰的康乾之际，中西国力兴衰的易位便已大体定局。

特别是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大变动豪无认识，对外紧闭国门，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厉行文化专制，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萌芽。

愚昧自大、故步自封的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迅速逆转，到英国19世纪初推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后，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

中国高度成熟的农耕文明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扭曲化解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

而这又是传统农耕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

人口压力过大、密集性劳动模式和先进市镇被广大农村包围、牵制等诸多因素，也使中国突破工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尚需经过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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