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上述这些外，清代的科举制度仍旧按照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纳制度。

并且在康熙十七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

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

同时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

例如杨风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

也正是因此，所以自顺治九年以后，清朝政府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

到了雍正三年更是定例究查，而且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像是康熙二年的“明史案”，除庄廷钝先死，“焚其骨”外，“所杀七十余人”，受株连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

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

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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