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

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遗憾的是，作为依附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科学，它永远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的自由。

无论是从天体认知开始诞生的“宇宙中心”之争，延续了几个世界之久的“牛顿与胡克之争”，亦或者上个世纪那句广为流传的“上帝不会掷骰子”……

事实证明，让社会权威取代科学权威去裁决科学论争，往往都是悲剧发生的第一步。

倘若说物理学界、数学界之中的悲剧最多仅仅只是局限在一两个人，或者某一个派系的学者郁郁而终的悲惨命运之中，那么几十年前发生在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无疑给后世所有的科研领域树立了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政治，最好不要去干涉科学。

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安德烈·门丹洛夫，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切悲剧感触最深的人之一。

不同于自己的老师瓦维洛夫和穆勒，闷蛋诺夫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或许是当初年纪偏小的缘故，秘密警察并没有太多地关注这名在赫尔曼·约瑟夫·穆勒实验室之中打下手的笨拙实习生，只不过简单地盘问过几句后，便将他放了出来。

在经历过一次“春化斗争”的失败之后沉淀了几年，安德烈·门丹洛夫开始转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他离开了莫斯科的核心科学圈子，来到了位于列宁格勒附近的到通过一些最简单基础的种植实验，使用最笨的方法去保留苏联生物学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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