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应邀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个现象（不能说是规律），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期。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典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

开放与容纳是强国之本

开放、容纳是对各阶层、各民族兼收并蓄，平等对待。汉朝的官吏统治者已不限于贵族，平民也可出任宰相（在欧洲当时，那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要到一千多年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平民才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唐朝有二十三位宰相是外族人，其他将军、大官更不计其数。清朝虽满族人做皇帝，但科举开放，中进士和做官的以汉人为多数（欧美各国号称民主，目前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仍歧视外国人与少数种族）。改革是制度的合理化，尤其是经济制度。汉、唐、清三朝初期税收制度基本上合理而公平，虽剥削不小，但人民大致负担得了，人民可以温饱，政局稳定。不遇改革不彻底，而主流思想轻视工商与致富，对工商大加限制，所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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