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话，陈韶并不想触及自己今年到柏林之前的回忆。却真的忘不掉。

柏林热闹的大街人来人往，走了这么远才见到一个乞丐。大周人口众多，乞丐比例和德国差不多，数量自然会多些。

然而印度的乞丐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孟买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瘦弱小孩子沿街乞讨。人流量很大的路段，坐在街边的成年印度乞讨者一个挨着一个。穷困已经不是针对少数人的厄运，而是覆盖了印度贫民窟的常态。

三年前，也就是1897年，陈韶跟随母亲陈馨婷参加了徐衍先生的葬礼。徐衍先生是陈韶母亲的好友，也是著名的记者作家。他最出名的一篇报道是在1852年写的《包身工》。

在大周保定陆军校园的私下社团中，对徐衍先生的评价颇为分裂。大同社就认为徐衍先生的《包身工》开创了基于劳工立场的批判。

陈韶则对《包身工》里面那位被称为‘芦柴棒’的小女孩印象深刻。文章里面写，她的手臂如同芦柴棒般干枯细小。这是相当挑战想象力的描述。

直到1900年5月，亲眼在印度贫民窟里见过成百上千的印度‘芦柴棒’，陈韶才明白作家对1850年大周的描述并未夸张。自大周1870年新政后，遍地骨瘦如柴儿童的赤贫局面只是在大周消失了。在整个世界依旧广泛存在。

也是在印度，陈韶第一次见到的饿殍。骨瘦如柴的饿殍倒毙街头。便是陈韶知道身为军校生的自己会成为军人，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但是饿殍却让陈韶感觉背后发凉，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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