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都是在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之下,渐渐的形成新的体制的。
譬如魏晋看到了汉时的宦官和外戚之害,于是严厉禁止宦官和外戚秉政,隋唐看到了魏晋时的豪强之害,于是开科举,广纳寒门。等到了宋时,又看到了隋唐时藩镇之害,于是收天下之兵,置于京师,强干弱枝,抑制武人。
等到了大明,吸取了宋人软弱,割地岁贡求和的教训,因而对于天子的要求,显然比之宋时要求高了许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天子需与国同存亡,宋时遇到了危险,尚且可以讨论迁都和求和,读书人们总能为天子找到理论基础,证明这样做的正确性。
可在大明,这一条,宛如天条,谁敢提,就是找死,无数文臣,唾沫星子都能喷的你*生活不能自理,皇帝若是动了这心思,也得乖乖的收回去,否则,只怕要举朝哗然。
这种一根筋的思维,贯穿了大明始终,弘治皇帝对此,自然是深受影响。
巡边,不存在的,大明皇帝是有巡边的状况,可一般都是鞑靼人来犯的时候,京师出了疫病,想跑?固然只让太子和太孙偷偷离开京师,那也不成。
倘若如此,那么太子还有资格,来克继大统吗?那么太孙还有资格,在自己和太子百年之后登极吗?
弘治皇帝心乱如麻,却终是咬牙切齿,一副我意已决的模样:“下旨,北通州的灾情,本地官府,要极力遏制,上至知府,下至小吏,必须在职,玩忽职守者,可立即处置,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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