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襄州回来，杜中宵与发运司一起上奏，在汴河和汴襄铁路沿线州县行均输法。加大发运司和州县的权限，对朝廷所需的物资灵活采购，三司不再定地、定价，实行徒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这套办法是发运使许元提出来的，在汴河沿岸已经部分实行，现在扩展到京西路来，做了补充。

随后杜中宵上章，把常平仓平抑物价的货物范围，从粮食为主扩展到一般货物，建立完整的商业网络。即京西路分别在洛阳和襄阳设立常平市易司，重要州县设立分司，下面设场，自由贸易。常平仓根据一路之内的价格趋势，价低即买，价高则售，保证市场价格稳定。

宋朝商业实行的是行会制，不是自由贸易，产生了很多弊端。大商人利用雄厚的本钱，和官府给予的特殊地位，把持商业活动，攫取超额利润。官府虽然获得了利用大商人控制、操控经济活动的便利，但商业利润被商人所得，官府得利甚微。特别是税收，大宗贸易以实物税为主，现钱很少，钱荒几乎成为日常。因为市面上的大量现钱，进了大商人手中，货币的流通速度极低。再一个大商人把持商业，压榨其他从业者，小商人、小店铺、小手工业者只能微利，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一月之后，奏章得到允许，让杜中宵以铁监的利润为本钱，在本路建立常平仓体系。正式建立京西路提举常衙门，设于襄阳县对面的樊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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