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经史作注，历来众说纷纭，争议颇多，自汉魏至唐宋再到明清，大儒辈出，却仍旧无法在某些观点上取得一致。单说春秋，就有数十种集注，每字每句都掰开来碾碎了去研究，可谁真谁伪，难有定论。所以宋朝儒士车若水在《脚气集》里讽刺说《春秋》一书，真实的意思谁也判断不得，除非把孔子从坟墓里挖出来说当时之事，听他亲口说褒贬去取之意，方能彻底明了。

这话糙理不糙，后人注疏，多为宣扬己见，难免会夹带私货，你的私货，别人怎么会满意，于是千百年下来，孔子的原意或已被曲解，反而那些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朝廷需要的注疏经过宣扬，逐渐流传了下来。

徐佑若是和魏无忌就《春秋》逐字逐句的辩诘，先不说徒费精神，而且各说各话，引不同的先贤的注疏，根本无法说服对方，更别说让对方折服。甚至一不小心就会露怯出错，乃至溃不成军。

魏无忌虽受陆绪指使，可在《春秋》上确有不俗的见解，若不是徐佑用后世那个最著名的“以夏时冠周月”的理论来瞬间击垮了他的斗志，再纠缠下去，谁胜谁负，实在不好说。

正在这时，回廊里走出来一人，跛了左足，但气度不同常人，大声问道：“徐郎君说孔圣以‘行夏之时’喻春秋大义，不知可有典故吗？”

“有典！”徐佑头也不回，道：“《论语?卫灵公》里记载，颜回问孔子治国之法，孔子答以‘行夏之时’，故而出自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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