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高丽使臣的事务之后，苏轼就自动进入了“办公”模式，火力全开。

他的职务是杭州通判，问囚决狱是他的主要职责。前两年两浙路推行新法，造成的诉讼与下狱颇多，因此苏轼每天也有忙不完的公务。

直到傍晚来到西湖边与明远沈括饮茶，苏轼才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苏轼与沈括原本就是好友，而苏、沈两人，现在又都是明远的“忘年交”，三人坐在一起畅谈，别有一番乐趣。

苏轼听说沈括成了明远的“契约作家”，自然面露羡慕，突发奇想：“存中兄，你说，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府学里的学子，能以你存中兄写的书作为教材，朝廷科举取士，也考的是你写的书中内容？”

明远闻言，便大声鼓励沈括，将来写一本“教材”出来。

而沈括却连连摇头，苦笑着说：“不不不……我最拿的出手的大概是算学，但国家取士怎么可能考算学？经义才是取士要考的。”

苏轼的笑容立即变淡。

朝中新党已经于二月间宣布了要改革科举制度，诗赋文章不再作为考试内容，专考经义，只考《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以《论语》、《孟子》。

王安石父子编撰了《三经新义》，差不多就是标准教材，科考必备，除了这些之外，士子们再不需要读其它书籍，读书的范围，似乎比改革之前更窄了一些。

苏轼因此而感到十分沮丧，觉得这取士之策的改革，似乎矫枉过正，刚从嘉佑年间雕镂割裂的靡丽文风中掰过来，渐渐又拐进了另一条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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