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南征

事情发展恰如杨修所料，在曹操召集群臣训示之后，朝局出现新动向。曹操对外宣称身体有恙退居内宫，除军务和重大事务外，其他日常政务交与诸尚书与相国钟繇、五官中郎将曹丕协同办理——父亲主军政，儿子理民政，曹魏统治的新格局水到渠成般产生了。

曹操这次再不是心血来潮，选择曹丕绝非贾诩那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所能决定，实是反复推敲的结果。首先，曹操已六十有二，身体又不好，选择一个相对有政治经验的儿子培养要少下许多心血，曹丕以稍长的年龄和担任五官中郎将的经验胜出了；其次，曹丕身为长子，符合传统的宗法原则，选择他会少许多争执，也为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开好头；更重要的是，曹魏若想长久稳固必要走儒家正统之路，目前而言就是联合世家大族为主导的统治，那么“赘阉遗丑”的曹家也必须提升地位，成为最强的世家大族，因此曹家、夏侯家必须紧紧抱成一团，牢牢控制住军政大权，祖宗子弟中曹真、曹休、夏侯尚、夏侯懋等那些日后将委以重任的人，曹丕明显比曹植更有资历凝聚他们。家族之路与为政之道密不可分，这才是曹丕胜出的根本原因。贾诩的那番话虽掷地有声，但充其量也只是倾斜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八月初举行朝会，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群臣未见到魏王的踪影，只知他居于铜雀台，养病兼避暑，大家交代政务的对象换成了五官将和钟繇，而钟繇名为相国，却常以辅助者自居，曹丕声势日渐上升；临淄侯则只剩下闭门思过的分了。所幸局势太平，孙权惨败于合肥，瘟疫侵扰，声势受挫不小。蜀中虽未平定，有征西将军夏侯渊、益州刺史赵昂坐镇汉中，诸部转攻为守，新近又收拾了武都、下辩等地的几个氐羌部落，得粮谷十万余斛；侍中杜袭留守长安居中联络，军情传递倒也灵便，整整一月无事，直到九月初镇东将军臧霸的一封密奏引起了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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