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底层的设计。

义体控制中枢最初的设计者认为，再高明的工程师，也不可能应对所有突发状况准备预案。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他是这么解释的。

“我们为什么不完全用机器去维修机器？为什么不用人工智能去debug？因为我们可以告诉机器，什么是‘正确’的。但我们没法将所有的有可能的故障状态做成一个集合，装进机器的数据库中。机器只能判断‘这不是正常状态’，却没有办法处理层出不穷的问题。倒不如说,一个工程师若是能够预知所有的故障，那他理应能够对所有故障做出预防。”

“故障，往往就是设计者预料之外的事态。”

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吧。一个人在灾难中被困住，需要自断手脚来逃生。这個时候，他的义体却因为安全协议而拒绝执行“自残肢体”的提议，而导致一个人被困死，那么这家义体的生产企业或许难辞其咎。

当然，这里面也存在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杀人”的决心足够坚定，并且他的高级皮层也做出了明确的指令，那义体同样可以成为凶器。。

如果仔细考量的话，后者出现的场合，或许会比前面的“极端状况”要常见许多。

所以权衡“生物脑的意志”与“安全协议”的优先度，是当初超人类公司所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

而某位决策者最终认为，一个人如果真的如此想杀另一个人，那他是可以找各种凶器的。可从没有见厨具厂商、汽车厂商、运动器材厂商或者其他什么厂商因为产品沦为凶器而被人唾弃。但是“义体因为安全协议而卡死人类自救可能”，却无疑会导致公司的声誉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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