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问题没有关系，再大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解决。譬如我许诺不杀代善和博洛，然而一旦在献俘问题上让步，这两人就面临着非死不可的境况，否则京中百姓定然大哗。如果我食言杀了他们，就是给部下树立了一个缺乏信义的榜样，如何再以信义苛求他们？”

——《朱慈烺日记?崇祯十九年》

朱慈烺写日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后世子孙写一本《国家治理实用手册》。

唐太宗写《帝范》来教育太子，而高宗终究还是让武氏夺了天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古往今来的帝王学习资料都只是对原则、道理泛泛而谈。

很多话老茧都听出来了，真正到做的时候又如何？面临利益取舍的时候，该如何理性选择？这些东西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只能归结为运气和个人悟性。如果有个好老师在身边教导，自己略有悟性，进益绝对比只看书的人快许多。

神庙资质未必比得上世庙，但对大臣而言神庙显然更难缠，为何？显然是因为他有张居正、冯保这样的老师！

朱慈烺最多教导自己的儿子，如果上天多给他几十年的寿命，还可以教导一下孙子。孙子的儿子由谁来教导？如何保证子孙最大限度的聪慧、理智？朱慈烺决定留下一部案例教学，让子孙们从他的日记中看看帝王心术的实际运用。

就代善和博洛两人的生死问题，在朱慈烺眼里根本如同灰尘一般。作为一个帝国的实际掌舵人，如果纠结于一条两条人命，那是愚蠢；纠结于信义，那是迂腐，但必须要保证各方面的平衡。以及时刻保持对属下的激励状态，在制度的准绳之上，激他们正面道德感、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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