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众臣错愕的样子，张居正沉声说了这么一句。

文渊阁中的大臣们这才是各个站起。按照平日的顺序分列两边，这屋中的气氛变得平静下来，看着又恢复到皇帝网进来的时候。

谁都能看出来万历的情绪已经很低沉，已经闹到了这样的地步，网才更是将太后娘娘这尊大神都抬了出来，难道还要继续争下去吗？

争，和皇帝闹僵了绝无好处。不争。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万万不能。

商税一事，明初山西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但请功的文报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樟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录，判了个，流放西北。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障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

的。

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敬。地方上破坏的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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