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责任感这一点上，同样是企业家，出生在不同年代的，教育和从业经历不一样的，很可能会有着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在场的这几位。

出生在五十年代的陈来茂，是在爱国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他们这一代人，有着很好的道德底线，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只要不在后来被社会所过度污染，那绝对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个人。

陈来茂就是如此。

跟他年龄相仿的老任也是如此，为了民族科技兴旺，连女儿的个人安危都可以牺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余文钢的父亲老余同志也具备这一特点，只是以前位卑言轻，就只能偶尔展现一下自己挺直的脊梁，以及对后来所形成的不良风气表示愤世嫉俗，一旦具备了一定的身份，也会跟陈来茂和老任他们差不多。

相对来讲，出生在六十年代，又出国留过学，接受过资本主义熏陶的吴鹰在这一方面就差了很多，他更为看重的，是机会跟效益，而非社会责任。

因此余文钢虽然欣赏他的能力，但从不跟他谈理想。

同样是出生在六十年代，但因为是工作在小地方的体制内，并且没有留洋经历，丁曦明的社会责任感又会比吴鹰强上不少。

其实按理来说，在场的这些人里，出生在八十年代，从小到大都是受市场经济熏陶的余文钢，社会责任感理应是最差的，但他不仅有个脊梁挺直的父亲，并且还在十几二十年后，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历了爱国主义再教育，因此社会责任感反而比吴鹰跟丁曦明要强上不少，跟陈来茂他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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