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钰也很清醒，小商贩、小商人，不可用，只能用来埋雷，不能用作攻取高知城的民力。

这些小商人狡猾而又市侩，小市民狂热但不持久，自己又不是要搞街垒那一套，无法真正把他们发动起来。

还是要靠城外那些看热闹、等着刘钰烧毁地契的农民。

在城中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收买人心，而是再给幕府和大名埋雷。收买民心的前提是要在这常驻，否则收买民心就是赔本买卖。

收买人心，靠的是肉眼可见的好处。

埋雷，则只需要造一个不可触摸的“天堂”。

既是埋雷，这“天堂”是否可以实现，那不重要。

天主教可以掀起岛原之乱，他用儒家这一套仁义，一样可以掀起土佐之乱。

在幕府和大名没有财政部门专门贷款的情况下谁来放贷？农业社会资金除了放贷和囤地又无可投资的情况下往哪用？这些实际而现实的问题，刘钰根本不管。

反正此时大部分人是愚昧的，他们在意的是直观的感觉，很少有人会用理性去思考这些政策能否实行、是否是空谈。

为了将雷埋得足够吓人，还需要一些成体系的理论。

儒学理论，刘钰狗屁不通。

可是，宋时的王安石却通，他既有心思，早有准备，当即拿出了王安石的《周礼新义》，摘抄出了一整套的成体系理论，大顺本来就有成套的刊印成书的，倭人识字的多半识得汉字，直接分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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