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间的想法在脑子里转了三圈，可也终究只是转了三圈而已。

唐人风说书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大顺政治情报，在刘钰涉足之前，商人的能量不足以接触到真正的核心圈子。就以刘钰的家庭做比，翼国公并不认为商人所能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州牧、府尹和他是一个圈子的。

等到刘钰基本垄断了长崎的中日贸易后，唐人风说书都是要经过审查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有专门的人撰写。

现在刘钰和史世用都在江户外的海面上飘着，德川吉宗亦明白近十年来得到的唐风说书的情报，估计全都是假的。

况且就算之前有那么多唐人风说书，不管是刘钰之前的风说书，还是刘钰政审才能发表的风说书，都没有把大顺最基本的政治构建说清楚。

跑长崎的商人，没有接触过顶层建筑，根本难以理解大顺的政治构建。正如前朝从勋贵、文臣平衡到土木堡后太监、文臣平衡的转化，若商人能搞清楚这个，有这等本事，早学那《水浒后传》的故事去海外立国自为国主了。

德川吉宗也根本无从知道，大顺的靠的是皇权在勋贵、良家子、文臣之间搞平衡，而且也完全没法弄清楚那些良家子的准确定位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良家子的特殊之处，还要感谢德川吉宗口中的“南蛮”，西洋人带来了一些西洋学问，大顺太宗皇帝李过深知变革之难，故而早做准备，虽大业未成而身死，可也留下了一群古怪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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