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的出现，使得皇帝下旨，分了“西学”和“实学”，将文化宗教和科学数学彻底分开，进行了切割。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且能解方程组、算几何学、介绍牛顿的理论，怒斥传教士传的哥白尼理论是过时的，至少也得谈弟谷开普勒体系。

这种切割的基础，是有个人不是天主教徒，却能告诉皇帝罗刹国东正教神圣罗马帝国教廷法兰西英格兰之大致情况。

这种切割，也就导致了后续程廷祚和吴敬梓两人的分歧。

之前，两个人都是一样的：觉得完了，这个时代病入膏肓了，要批判过去的宋儒，要批判时代，不然天下就要完犊子了！

时代再不改，就没救了，就要亡天下了。

可批判之后，怎么办呢？

在反对和批判的时候，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是同路人。

然而到“怎么办”的时候，却出现了分歧。

有的人因为时代的因素迈出了这一步，找到了觉得至少可以怎么办的方向。

有的人则蹉跎于批判之中，找不到方向，寄托于道德上的改变。

就像是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谁都喷，教士、贵族、皇帝、国王、行会师傅、农民，都在喷，都在骂。选择的道路，各有不同。有往回退的、有空想的，也有继续往前走的。

在程廷祚认为“西洋传教士以学问为饵、包藏祸心”的七八年后，皇帝下旨区分实学和西学。

在程廷祚担心“传教士恐为西洋蚕食之先卒”的十年后，大顺下令禁教，但实学依旧引进，只封杀了宗教书籍，毁灭了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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