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崇祯元年，后金兵大破林丹汗于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一带，林丹汗势力被逐出西辽河流域。崇祯五年，后金主洪太会同归附的漠南蒙古各部大举进攻林丹汗。后金军冒雨西进，越兴安岭至达勒鄂漠。林丹汗不意敌军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众沿途散走十之七八。

后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闻追军将至，仓猝走归化城，又西渡黄河而南。后金军在追击中飞骑散发布告，瓦解察哈尔部众。洪太进归化城后，兵骑四出，俘获甚众，土默特余部亦降于后金...”

大顺行营监国御帐中，正在进行每日长达一个时辰的“国事召讲”。

这个“国事召讲”实际是明代经筵制度的一种延续，乃是礼政府尚书巩焴及吏政府尚书宋企郊二人再三奏请，陆四这才命于行营开设的。

两位政府尚书都是前明进士出身，可能是认为大顺现在已经统一北方，并且出兵塞外，已具正统王朝基础，而无论朝中还是军中却多有“流寇”习气，诸多典章不规范，武风严重，文气孱弱，此不符新王朝气象，因此希望通过重设经筵，使大顺朝渐渐向正统王朝转变。

只是让二位尚书没有想到的是，监国纳是纳了他们的奏请，然而所讲却不大同。

明代经筵所讲多为儒家经典，即以四书五经为基础教材，以《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帝鉴图说》、《通鉴纲目》等书为辅材，巩、宋二人也是想让大顺的经筵继续沿用明制。然而经筵真开后，二位尚书却发现监国竟是不令讲儒家经典，反而谕令国事召讲只说两事，即国事、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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