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政治风波到底是从南京国子监案开始的，还是从浙江布政使洪思诏被杖毙于乾清宫开始的，或者是从孙承宗生病开始的，已经说不清了。

因为每一件事对朝局和地方的影响，都是错综复杂的。

而可以明确的是，崇祯召集五省布政使规划崇祯四年的布局，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

韩爌等人入宫的一番谏言，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们的想法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在崇祯三年平稳了一年的政局，在崇祯四年年初骤然风起云涌。

仅仅只是在正月十八日这一天，崇祯就接到了68封奏疏是反对皇帝关于五省规划的。

这68封奏疏有来自六部九卿的，有来自翰林院的。

理由主要有两点：

有的人反对是觉得这样做，太费钱了，国库支撑不住。

而有的人反对则是觉得将税政下放到地方，会滋生腐败，如此大规模的推行制造局，同样会滋生腐败。

当然，也有歌功颂德的。

并且还不少，例如此次进京述职兼参与新政会的不少知府，都认为皇帝是在开万世之功业。

歌功颂德者，以北方五省知府居多，其中大部分都是最近两年新上任的知府，至少名义上都是新政派。

一石落，而千浪起。

事情在持续发酵，正月十九日，京师街头发生了一件事，将此次事件推到了一个小高潮，让官员们彻底分出了两派。

什么事呢？

河南府知府张树德和南直隶徐州知府吴学文在街头打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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